际上是被普遍认为没有艺术细胞的，尤其是现代摄影艺术。

我们摄影组是一个多元化团体，组里的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每个人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各异，语言也丰富多样。除了我以外，我们组另外有两个加拿大本地的华裔，不过中国籍华人只有我一个。不过很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比另外两个多得多。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慢慢让他们对我减轻了好奇。

我的工作性质相对自由，这也决定我跟我的同事相处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不过院里的活动和组里的聚会，如果邀请我，我也会参加，我跟同事们交往有我自己一贯的准则，那就是拒绝歧视，有一说一，只谈工作兴趣，不讨论私生活，绝不高谈文化与政治制度，甚至将问题上升到地区和民族层面。因为我在现代摄影艺术上的成绩，尤其是人文摄影和纪实记录的得奖在我们院是最高的，我们院的人难免会有人对我的水平和作品有质疑，关于这种问题我一律不作答、不回应。起初，在我们有公共应酬的时候，我的同事会集中起来把话题引到我身上，沃特先生也在场，只要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冒犯不尖锐，他只旁观，让我自己应付。只有偶尔几次，他才会主动帮我解围。

我跟沃特先生并没有什么私交，他对我的好奇大概也不少，不过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有因为身份地位需要保持的矜持和骄傲，还有因家境优渥带来的不俗的底气。因为他本人就是摄影界比较有名的人，面对我这样初出茅驴的摄影界新星，沃特先生也并不像其他同僚那么表现得那么急切在意，或者说他开始对我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当其他人开始对我轮番试探，我一次次避实击虚之后，他也终于认识到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对我也刮目相看了几分。

人要适应一个社会团体，不管是在哪行哪业，不管地位职位高低，文化背景优渥普通，都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所幸我的同事们渐渐也清楚了我的脾气秉性，也知道我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但论作品成就，他们也跟不上我的脚步。我们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但最终都很融洽地接纳了对方。

沃特先生在某个时期是我除了我们院长之外比较佩服的一个人，他跟踪过的几次社会纪实报道，都非常具有社会反省意义。其中一次关于欧洲难民危机的纪实摄影，就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沃特先生擅长的方向领域不同，摄影风格差异大，很少交流到专业领域的东西，还因为他是我上级的原因，我对跟他的交往一直比较保守，不过也许我们都有艺术家（勉强我算是吧）某种相通的地方吧，两年时间或长或短相处下来，倒也有点不足为外人言的默契。

沃特先生如此挑明了他知道我的病情，我或许有些生气，但是不会责怪他无礼。就像他心里也应该清楚我听到后会是怎样的反应，不会跟他翻脸，不会事后算账，有些他想说该说的话还要说。

“我都不知道你……很抱歉。”沃特先生很郑重地说。

“跟你没关系，你不需要说抱歉。”

“刚才很唐突，这么问你。说实话我刚听到的时候非常震惊，到现在也是。”他还有些歉意，“不过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问他“是不是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是看不出来。”

我说“我自己有医生，而且你现在看到的我确实是正常的。”

沃特先生说，他刚才被我的架势吓了一跳，因为他怕我真的怕我会把果汁淋到他头上，那样的话他发誓他这一辈子都不会被哪个女人这样待过。

沃特先生说“仔细想，你真的对我很随便的，怎么说我都是你的上级，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不是说你无礼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挺特别的，个性很帅，老实讲，我挺怕招惹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