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4 最后的告别(1 / 4)

汉世祖 芈黍离 3266 字 5个月前

刘旸预感过自己在继位之初会面临一些麻烦,然有些麻烦的出现仍旧在其意料之外,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就连大行皇帝下葬之期,都需同一些大臣角力一番。

一干人拿着“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旧礼来说事,甚至拿高祖刘暠的葬期来举例说明,那毕竟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以此来建议刘旸,将大行皇帝来年再行下葬。

这样的建言,当然与刘旸之意相违逆,依他的想法,百日之期足矣。七月而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陵墓的修建,而大行皇帝的高陵是早就修好了的,何需教条死板地依旧制行事,白白浪费时间不说,还让梓宫在千秋殿吃灰。

这是两种理念的冲突,也是两种立场的角力。刘旸自己想法当然很简单,在尽全尽美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丧葬之礼,从而让帝国恢复正常秩序,还官民以安宁。

这是公的一面,私的一面自然是想尽快结束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把登基日期提前,尽早掌握皇帝大权。

而提倡“七月而葬”的大臣,其意图也不复杂,只是与刘旸之意相反,要尽量拉长这个过渡期,新君无法尽快彻底地掌握帝国大权,在这段时间内,就给予他们更多操作权力的机会。

这几乎是一种本能,一种臣权向君权发起的挑战,过去大行皇帝在时,时不时还有人敢炸刺,如今头顶的阴影散去了,自然要蹦跶一番,也试探试探这新皇帝的深浅。

上奏的人中,有不少三馆及翰林院的学究大儒,他们跳出来,并不稀奇,刘旸甚至能一定程度表示理解。毕竟,大行皇帝从来不听他们的,而他还是太子之时对儒门思想学说,表达过一定亲近认可,拿出一些东西来试图说服他这个新君,不值得奇怪。

但经此一事,刘旸对那些经典思想学说的好感就大打折扣了,那些思想,固然存有治国安邦、统驭臣民之道,可以从中明辨王朝兴废之由。

但同样的,也可能被其用来约束、限制乃至压制皇帝、皇权,他们那一套礼,用来束缚臣民是应该,用来约束皇帝自己,刘旸不似大行皇帝,他有一定的克己觉悟,但同样不喜欢这样带有些逼迫的方式。

那些迂腐不化、抱残守缺者不可怕,可怕是有居心叵测,假借礼制,窥探皇权者,这就让刘旸不得不防了。

而头一个让刘旸诧异的,便是尚书右丞辛仲甫了。这个开宝老臣、赵普的挚友,他几乎就是带头人,明确赞同“七月而葬”,其言辞恳切而激烈,甚至给刘旸一种不满七月,他这个嗣君就不孝顺的感觉

当初秉政之时,君臣之间和协共事,也算相得益彰,刘旸也曾夸奖其精明干练、勤于国事。

此事一出,刘旸也不由深深地发出感慨,大变之际,人心俱变,大行皇帝一旦不在,那些被他压制的人或事也都跟着抬头了,眼下只是一个葬期问题,便牵扯出这么多纷扰,将来还不知有多少是非斗争向他袭来。

而面对此局,刘旸的态度自然是一贯的,也是坚决的。从这些臣僚对此事的态度,刘旸并不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这个皇帝的尊重,必须得压制。

不过这一回,他没有如上尊号、庙号之事那般乾纲独断,强平异议,他是看出来了,未来纷扰不会少,若都由他亲自下场卖力,那他这个皇帝可就有得辛苦有得忙了。

关键在于,刘旸可不是没有根基的,三十多年太子生涯积攒下来的东西,磨砺出来的经验,那也是深不可测。

只露出一点苗头,便有一大波人奋起,与那些“复礼”之徒进行论战。李昉、韩徽、寇准、徐士廉、王旦、鲁宗道等臣,这些人联合起来,那战斗力是毋庸多说的,尤其是李昉,谈儒论道,讲礼说法,先不说业务素质,仅靠个人威望都能压倒一片。

于是,在一番压倒性的胜利过后,皇帝刘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