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天府糜烂，成都被围的消息，也足以让皇帝寝食不安。不过，到了这等地步，刘旸反倒稳住了，朝堂之上，臣僚之前，谈及蜀乱，甚至能开开玩笑，一副轻松的样子，从从容容地统御内外，筹措平叛事宜。

即便皇帝心中实则是焦急如焚，面上始终克制着，给杨延昭军去的诏书中，更是明确地指示，不要急躁，不要轻进，让诸将听令而行，朝廷会保证军需之供应，等等。

刘旸是竭力给杨延昭缓解压力，他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对于兵家一些门道也了解，心知急躁不得，战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错误了。这样的举措，当然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被委以重任的杨延昭，背负的压力比皇帝还大。

就是刘旸考虑那般周到，倾尽信任相托，杨延昭依旧想着尽快解决蜀乱......

起义军的决策，不管是东击川东也好，还是反攻成都也罢，其内在原因，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欲望，一种野兽般的本能。

由于连续的灾害，川蜀的粮荒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潘佑在任时，还能竭力协调赈济，平抑粮价，安抚人心。然而元年的大旱，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

当起义爆发，战乱频仍，起义向剥削阶级宣泄来自农奴贱民复仇怒火的同时，也将原有的社会治安与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了个支离破碎，土地荒芜，粮食短缺，饥饿危机，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蜀乱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然则，剑南真的缺粮吗？不尽然，缺也不至于缺到这种程度。只不过，就和土地与盐、茶、丝三宝一般，粮食这种基础而救命的物资，同样集中在权贵、地主、豪商们手里。

让他们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少量地邀买名声可以，大规模救济那是官府的事，谁家也不是开善堂的。派粮也可以，拿钱、拿地、拿人来换......

统治阶级压迫日甚，不给活命，劳苦大众自然得造反，而如果造反这样激烈的抗争运动也仅仅基于活命，那也注定走不远。

当扛起“均贫富”的旗帜后，固然是万民影从，光环加身，但同时，作为领袖的李顺还得喂食聚拢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乱事越搞越大，人也就越聚越多，到几十万张嘴时，生存依旧是起义军第一考虑的问题。

打下川东，而后东出湖广就食，打破川蜀牢笼的同时，还能把义军的光辉播撒到大汉更多的地方。这一构想，随着泸州之战的失利，被彻底打破。

于是，回攻成都，继续从成都平原这片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蜀中儿女的土地上觅食，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时间从事粮食创造的起义军，只能去抢夺既有的生存资源。

即便这种选择无异于自陷囚笼，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

如果说王、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反苛政，均贫富”的正义性的话，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兵困成都，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在饥饿与死亡面前，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

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王、李二人，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

在北上初期，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喜迎义军，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起义军要活命，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生存的压力之下，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

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而是选择留下，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

义军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获取应有的“公平”，反而加剧了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