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四年夏六月，刑部大堂，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已然到收尾的关键时刻。这场局限于刑部大堂里的审判，牵动的却是京畿上下、宫廷内外几乎所有宗室、勋贵、官僚的心弦。

受审者身份特殊，乃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长史刘周，司马朱廷和，主簿张常建，同时，吴国公刘晖也被要求二堂旁听审判。

主审者乃是刑部尚书李惟清，由陇西调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陪审的身份就更加高贵了，燕王、宗正卿刘昭，以及宰臣、都察使韩徽。

徐王刘承赟，在雍熙三年腊月，走完了他平淡却极其显贵的一生，皇帝刘旸下诏，废朝五日，以悼念这个故去的宗室旧老。

徐王的后事如何暂且不表，刘旸总归不会苛待，一切依礼制而行，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时物质待遇方面有所削减。

而空出来的宗正卿，则让皇帝刘旸头疼了一阵子。随着皇室成员逐渐增多，各脉宗王公卿也都在开枝散叶，作为直接管理宗室成员的宗正寺就越发凸显了。

关于接任人选，刘旸头疼的倒不是取谁的问题，而是他的想法一时间不好宣之于口罢了。因为论资历、论辈分，赵王刘昉是最适合的人选，然而，刘旸显然不愿意赵王掌管宗正寺。

甚至于往下排到的吴国公刘晖，刘旸也排除掉了，他心里实则也不喜欢刘晖的虚荣浮丽。

于是，当皇帝都心有所属了，不管过程如何，也不管结果呈现得是否好看，大汉第三任的宗正卿诞生了，正是燕王刘昭。

此时，涉案人员又是吴国公三名主要僚属，又是吴国公旁听，又是燕王陪审，场面搞得如此严肃，事情的严重性也可想而知。

追本溯源，还是“税改”的问题。随着朝廷加强吏治，加大对各地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纠治，雍熙元年前后那此起彼伏的所谓税改弊病得到纠正，不说一扫而空，至少风气是扭转过来了，此前乱象大幅减少。

在一种磕磕碰碰、反反复复的状态下，这几年下来，各个道州从官府到民间，从权贵到地主，行事都收敛了不少。毕竟，天子虽然慎刑少杀，但酷爱流刑，一流还往往数千里，甚至远渡重洋，这如何让人受得了。

这些年，随着海上贸易的风潮，各种海贸暴富的传奇传说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但是，这终究只是少数人，即便是海贸已然格外风靡的江浙闵粤地区，参与进去的都只是少数人。

至于更为广大的大汉江河内陆道州，真正有实力、有意愿尝试海贸，只有上层贵族抑或是实力雄厚的大商贾。

而大部分大汉士民，其经营的重心还是在土地上，再没有比脚下的黄土，生长的粮食作物，这种看得着、摸得到的东西更实在了。

虽然他们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海物”，沾一沾洋气，甚至偶尔也会憧憬、幻想那种暴富，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还是过于艰难，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

而如今，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就要罚没大量钱财，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举家外迁封国，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严刑酷法”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进入蛰伏期。

因此，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确权、土地买卖、土地等级、税务规定、税务收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

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国上计之中，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