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二年的大汉帝国，谁的权势最重，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刘文澎，本该是名正言顺地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然前有雍熙辅臣牢牢掌握政权，后有慕容太后一系列丧失人心的举措，而皇帝自身，则连太宗皇帝给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还没盘点清楚。

主弱臣强的局面，在平康二年春的“移宫案”后，依旧持续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情况。“陛下暗弱”的印象，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朝廷众臣僚们的心理，而“诸辅当国”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现实。

而要论权势，当然得从政事堂那干重中找，从开宝时期起，尚书令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首相，这一点早已成为了一种共识，即便在《汉会典》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对“首相”一职的解释，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却已深入帝国上层人心。

因此，作为尚书令的张齐贤，毫无疑问是帝国权势最重的人物之一。不过，比起这位三朝元老，更引人注目，或者说让人意外的，还得是中书令、鲁王刘暧。

从世祖时期起，鲁王就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才干、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龙如虎的兄弟们的光芒所笼罩，即便是名声，也都不如刘晖、刘曙这样麻烦缠身、“烂事”一堆的皇子。

低调是其作风，平庸是他带给人最深的印象，即便开宝末期晋位“皇室宰臣”，那也是走了“狗屎运”，吴公刘晖因“裁撤皇城司议”触怒世祖被罢黜相权，燕公刘昭又谦怀本分、退居不从，方才让世祖把目光注意到这个八儿子。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王刘暧能够从开宝末期开始活跃于大汉政坛，近似一种偶然与巧合，权位与名望，几乎就是从天上掉到他头上的。

而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么出众的建树与作为，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晋位中书令，在公卿百官的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寻常的“八皇子”，他立足于政事堂的资本，在帝国权力中枢扮演的角色，只源于他的身份，只因为世祖皇帝定下的体制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角色居朝堂.

对于这样的角色定位，不管鲁王刘暧心里是作何感想，但他分寸却把握得十分到位，并且，由此度过了整个雍熙时代，临了太宗还把他放到辅臣的位列中。

从这个角度来讲，鲁王刘暧又岂是表面的“愚鲁”与“平庸”就能解释的？

而真正展现其本色风采，让宗亲勋贵、群臣百官看到刘暧一丝真容，恰恰是“移宫案”后的秉政时期。

通过“移宫”行动，刘暧与张齐贤等一众雍熙辅臣，算是达成了一个政治同盟，这个同盟未必牢固，也难谈能持续多久，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压制之后，把控着大汉帝国的前进，维持着朝廷的秩序。

秩序之江山社稷、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

而在这个格局中，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张齐贤总理国政，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只不过，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决策以及拍板权，当然，效率变低是必然的，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内部总有拉扯。

而鲁王刘暧的作用，则在于偕同众臣，协调内外廷关系，以及处置诸国、诸族、诸王诸事宜，核心就在一点，他是世祖之子，太宗钦点的辅臣，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社稷的安全。

再这样的背景下，鲁王刘暧的身上，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

“摄政王”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说坐在火炉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