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诸辅达成的决议，其他事项不提，选派戍卒、派遣海军，涉及到军事调动的问题，枢密院这边也自然需要经过一番讨论。

此事，由“第一副枢密使”郭良平主持，他的职权范畴就包括对海军事务的总理。事实上，对率宾府或者说其背后的安东国之事，枢密院内部达成的共识也是采取强硬态度，就一个理由，中央权威不容侵犯。

一个人能发挥的影响，往往是从他所处位置开始的，郭良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南洋率领大军，攻城略地时，一度让朝廷顾虑重重，忌惮他一个尾大不掉，从郭良平以往的“功绩”来看，这也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心的主。

不过，等郭良平奉调回京，就任枢密副相之后，情况立刻就改变了，中枢对南洋的影响力迅速强化。不可否认，这里边除了中央朝廷固有的权威之外，郭良平这个枢密副相起到的作用很大。

在南洋时，郭良平只希望中枢能放开掣肘，给更多权力，更多支持，等到回京，他心里更多的考量则放在如何提升朝廷对那片耗费了他无数心血以及半生戎马的地区的控制影响上。

分封诸国乃是世祖定下的国之大政，发展到如今更是帝国持续对外扩张的政策基础，诸国在很多国家事务的管理上具备极高的自主权，但是从帝国中枢出发，也必须掌握一定主动权，是不可能完全放手的。

至少作为“开拓派”中的旗帜人物，郭良平必须让朝廷保持一个“对外开放”的状态，最基本的一个考虑就是，倘若帝国弃外而对内，那他们这一派的人，权力和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失。

不管身负多少争议，不可否认的是，几十年后的平康时代，郭良平就是朝中一方大佬，“开拓派”的领袖人物。

而要保护既得之利益与保持派系的影响力，自然要保证政策基础的稳定，具体到海内外封国的事宜上，中央就必须保证对主动权与威慑力，似安东国那种不安分的情况，则必须予以打击。

态度上倒是一致，不过在执行之时，郭良平还是拿捏了一下。就像政事堂那些宰臣不怎么喜欢郭良平，觉得他桀骜难制，前前后后饱受了几十年的攻讦与非议的郭良平，同样积攒了大量不爽。

于是，在寇准作为代表与郭良平商讨配合计划执行事宜时，郭良平把他的桀骜展现得淋漓尽致，各种状况，各种理由，各种推诿，气得寇准破防大骂。

计划是寇准提出来的，好不容易达成决议，却在枢密院或者说郭良平这边受了阻，这可是关乎到的寇准在政事堂话语权的重大问题。

至于郭良平提出的关于戍防及海军训练计划调整麻烦的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搪塞之言。

寇准是个极有心计且作风强硬的人，然而碰上郭良平这种火海里闯过、油锅里滚过的军功贵族，那也只有吃一鼻子灰的结果。而他越气，郭良平反而越开怀。

这种时候，寇准又表现出他手段灵活的一面了，见公事公办不行，在对郭良平心理做了一番揣摩之后，强忍着对其傲慢的厌恶，认低做下，最后以亲自帮郭良平洗一次马为代价，打通了枢密院这道对“威慑安东计划”的关节。

郭良平自是一时得意，寇准在朝中同样是非议颇多的人物，资历虽低，但毕竟也在宰辅之列。能够让以刚强著称的寇相屈服，郭枢密自然威风大涨。

当然，郭良平不单是针对寇准，他是与那干雍熙文相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此举，更主要的目的还是打压那干辅臣的意思。郭良平此举背后，也暴露出了一部分大汉勋贵的心理，凭什么那干于国无大功的文臣能掌权

有这样心理的人，绝对不少，而他们掌握的力量，也绝对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说鲁王的作用，若无刘暧这个三朝宗王在，仅靠张齐贤那干宰臣，未必能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