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安东国早已成为一块心病了，在他还是皇子皇孙之时，就对安东没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见太宗皇帝为安东国那边的状况而烦忧愁苦。

等他继位，在常人视野难及的地方，安东国也给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安东王刘文渊对太宗嫡传之挑战几乎是克制不住的，而十年间伴随着刘文济的各种非议、流言，只怕有一半都出自安东之手。

对于这种情况，刘文济很少有正回应，但不发作，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楚，不只洞若观火，而且长记心中，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准确地讲，刘文济等待的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帝位巩固了，皇权树立，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国发展以及内部矛盾都恢复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建隆六年的安东王刘文渊，已经快五十八岁了。若是壮年的刘文渊，以其野望与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这个年纪的刘文渊，即便想折腾，也得顾忌安东国以及他的王子王孙。

而皇帝刘文济比刘文渊整整年轻十岁，说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这十年的时间。若再过些年头，刘文济的年纪也更大了，届时就是有心，怕也无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办，一旦错过了，或许就是永远。事实上，从“夏竦—王钦若—皇帝”这条线，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否则人口买卖的弊病，在帝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地方自发性的打击也持续多年了，为何偏偏在夏竦这小小按察一次行动、一次奏章之后，掀起如此巨澜？

关键在于，建隆时代的安东国，即便有各种矛盾与问题，但其千年未有之盛况，已经对帝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在所有的封国中，安东大不一样！

世祖皇帝当年不惜血本地向安东援助，支持其开拓，意欲巩固帝国东北边防。而半个多世纪后，帝国生生孵化出了一个海东盛国，东北边陲的蛮夷们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站在中枢的角度，安东国必需要削弱了，即便冲着其常年保持的8万军队，就得有点动作。你安东可不比安西三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宗教战争，在东北那旮旯，需要如此众多的常备军队吗？意欲何为？

于是，建隆六年的这场风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也是自安东建国三十余年来，与朝廷之间矛盾积累一次大爆发。

夏竦的奏章，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甚至于在上达京畿之前，中枢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而皇帝也不出意料地出特殊重视，就此事召开御前会议，还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了政事堂宰相，还有皇室、勋贵代表及各部司大臣。

而对黑色产业，大伙自是千人一语，众口铄金，但涉及到安东国的部分，态度分化就明显了，有缄默者，有含糊者，还有情绪激愤、口诛笔伐者.

有无数前例证明，所谓会议，不过走个过场，尤其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时代，规模越大，人越多，嘴就越杂，也很难对事件的处理与解决有什么实质的推动。

真正要紧的决策，或许在皇帝与宰相们的闭门会议中早就定下来，甚至在崇政殿内，就有基调了。召开那么一场会议，更多只是为了名分与大义，显得更孚人心罢了。

而在广政殿的御前讨论上，最终形成的决议就两条。一是进一步明确“对汉民买卖”非法贸易的犯罪性质，加重量刑，加强打击，并在接下来要求各地官府尤其是沿海官府，对相关事务进行整顿，保护大汉子民。

这，当然只是一种政治态度，乃至宣传口号，毕竟，只要能够正常进出口，只要利润依旧高昂，就永远少不了以身试法者。同时，真要进行有效打击，仅凭朝廷一道诏令，靠地方官府自觉，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