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河西与大宋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调和的。

每年平白向大宋缴纳重税，河西商贾在大宋行商不断的被打压，河西的货物在大宋卖出的价格根本就不能同在其他国家的售价相提并论。

就这样，大宋朝廷还在拟定更高的税收来限制河西的货物，这一点直接的反应到河西的制造业上。

要知道现在还是封建时代，物资还是相对匮乏的，大宋一边需要河西的货物来丰富他们的市场，一边又要打压河西的货物这本就不合理。

宋廷以高昂的税收作为对河西商贾的限制，同时那些有“背景”的商贾通过各种手段低价从河西买下货物，再高价贩卖给大宋的百姓。

这些大宋商贾的背后可都是一个个显赫一时的家族，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正追求更加暴利的攫取方式，而这也是当初叶安培养起来的资本。

普惠商号在河西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东京城，在大宋依旧在皇帝的支持下存续，只不过这个商号已经变成了皇帝与权贵之家赚取利益的工具。

赵祯不允许叶安成为河西的“圣人”，而那些权贵之家则不允许河西商贾在市面上不断的降价以占领市场。

商业上无法战胜竞争对手，那就在其他地方打压，若是连政治上的打压也无用了，那就采用最原始的手段，暴力的去侵吞或是毁灭……

范仲淹在庆历三年的改革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这些年叶安一直在关注范仲淹的改革，眼看着两年时光过去，从一开始范仲淹与赵祯的雄心勃勃，再到现在的君臣猜忌，叶安总算是见识到了保守势力在大宋的强悍。

其实从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的“新政”改革就已经遭到各方反对，而至庆历五年的这短短三年时间里，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出外”。

各项改革废止，这场轰轰烈烈，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彻底“夭折”。

赵祯是个守成之君，但却绝不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君王。

在面对保守派强大的反扑时，他必定会选择妥协，因为他的为君之道便是平衡，左右不过是个“稳”字。

所以从范仲淹来信开始，他便一次又一次的警告范仲淹，“天子之心乃改革之本，万勿操之过急，切勿信之过甚！”

结果改革所遇到的一切阻力，最终都变成了给赵祯这位大宋官家的压力，而他撑不住的时候也就是新政失败的时候。

这场改革也带来了触底反弹，让保守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新政时确实通过严格考核制度使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淘汰，一批务实能吏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

这也使得大宋的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朝堂有所起色。

但新政失败后，矛盾却更加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加倍，而在此期间与河西之间的矛盾加大也使得大宋不堪重负。

百姓的生活成本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权贵之家对他们的收割，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甚至敢于挑战皇权以粮食安全为收割手段。

在如此环境下，百姓还没起来造反，叶安只能夸一句“百姓良顺，非万不得已，生无活路而不起事”。

而在此背景下，赵祯联合西夏与辽朝对河西用兵便是相当高明的一步，也是愚蠢至极的一步。

当战争便的无可避免，叶安就不会犹豫，在第一时间让秦慕慕做好对内宣传，力求把河西变成一个“实实在在”又无比“悲情”的所在。

用叶安的话说，“最好是把河西拟人化，变成一个为了丈夫苦苦在荒凉之地坚持，最后还被婆家大骂的小妇人形象……”

对此，秦慕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