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九千六百多亩地。

这家伙，还联合其它人把济南府的官田五百七十三顷，投到端重亲王博洛名下，实际上是把官田变成了自己的私产，向博洛缴租后，剩下的都成他们的了，而本来那是公田，一切都是官有。

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清占领山东的这几年，罗籍虽然仍然还是个秀才，但却成了历城首富，甚至是济南有名的大地主。

他们还通过一些其它手段占田，比如把藩王的田产，当做荒地上报官府，然后成了自家开荒地，熟地变荒地，产权易主，还能免交几年田赋。

罗籍区区一个秀才，当然不是个例，实际上明末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而清军侵占山东后，他们趁着变价更名藩田等的机会，更是掀起瓜分侵占的盛宴，几乎各个府县的豪强士绅都参与其中，而山东省府县各级官员、胥吏，也全程参与配合，甚至收受贿赂银钱到手软。

大量的良田熟地，被他们当成垦荒地上报登记易名。

而许多藩庄王国，被他们以每亩几分银，或一二钱银一亩卖地，瓜分买下。

甚至通过更改大小亩、熟地、荒地、水田、旱地等方式，侵占利益。

所谓的变价更名，其实就是山东士绅联合一起，把原来大明宗藩、勋戚、官田瓜分侵占的一个过程。

说是更名变成民田，其实就是贱卖侵吞，上下一起勾结。

所以在以前，各地田产多的主要是宗藩，比如山东的几个藩王府，各占两三万顷地，但其它地方豪强世族手里地并不算太多，几千亩上万亩已经很多了。

可在北京沦陷，鞑子南下的这短短几年里，山东就出现了许多占地几千顷的大家族，比如长山刘氏，拥地三千多顷。

除了寄名田千顷外，其余近二十万亩中，本身田地不过万余亩，其余的几乎都是在这轮盛宴中瓜分得来的。

几乎没有成本。

罗籍不过一增广生秀才，在这轮大潮里，却成了历城首富，拥有上千顷地。

还有比如曲阜孔家。

在被北京重新确立为衍圣公后，也是侵占了不少藩产，仅他现在对大明天子承认的就有东平州原德藩的籽粒地九十三顷余，滋阳县鲁王庄地三十余顷，阳谷县废藩籽粒地两顷多，郓城县认种王地一顷五十亩。

此外在曲阜、邹县等，还各认种王地多处。

他们在很多地方，还跟当地豪绅争产，比如邹县窝里村的一处地，原是阳信王的王庄，总共二十余顷。

原本是个叫徐擎的地主先占种五顷，接着孔府近亲孔尚任看中，全庄尽认，结果两家构讼，最后孔尚任借着衍圣公名号，迫的知县把地全给了孔尚任。

此外诸如跟罗籍这样的争产桉，遍处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五省。

连北京也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报上来的新垦荒之地，其实仔细一查，都是原来山东田册里面的土地，但他们就把熟地当成荒地报，使的国家耕地变成了不起科的荒田。

山东田地，在这一轮过程里，大规模兼并，土地基本上都集中到了那些士绅豪强、和八旗手里了。

剩下的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负担极重的丁役、丁银，加征等，干脆带地连人一起投献，要么是地被圈了被迫投献八旗，要么是主动投献地主士绅，只为能够活下去。

还有更多的人直接就逃了。

不甘为奴，不堪重负。

携妻带子，背井离乡逃亡，尤其是朱以海打到登来后，更是逃亡不断。

而地方上的清朝官员，和士绅豪强们却不断上报朝廷，说佃逃地荒，山东田地荒了九成，地根本种不过来，所以不管是变价出卖，还是招佃租种，都找不到人。

地价还是定的太高了，超出市价几倍，也招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