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加孤僻和不合群。老师常常找我谈话，但并没有什么成果。直到不知哪个老师授意了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来找我。

在晴朗的下午，放风时间，我坐在枫树下独处，那男孩就来了。他拿了一块甜腻的糯米糕，要给我。我不要，甚至连理都不愿理他，将头别到一边去，看天边的云彩。

“是老师分的，这是你的那份。”他要把糯米糕塞到我手里，而我叫他离我远点。他不听，争执之中，我意外将他推倒在，随后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好在柔软的草坪根本摔不疼人。

糯米糕掉在了地上，我想他会哭着跑去找老师，但他没有。他只是很惋惜的说要再向老师要一块了。

“你就是要来了，我也不吃。”我很倔强地说。随后爬上了旁边的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爬到树上玩，未能看到更多有趣的风景，毕竟我不太和小朋友们玩）。

男孩像是没了主意般，蹲在原地，嘟嚷着“糯米糕要被蚂蚁吃掉了”这样的话。我不理会他，他便一直说。从闷闷不乐，到好奇，到欢天喜地的语气——“有两只蚂蚁爬到糯米糕上”“他们搬来的支援”“哇，他们要把糯米糕瓜分啦”“哦！另一只蚂蚁大军，他们要打起来啦”“棕色的蚂蚁们抢占先机，夺走了更大的糯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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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我很反感他，但我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就这样在树下嚷嚷了一下午，我在树上坐了一下午。后来，我不耐烦了。趁他关注“蚂蚁大战”，从树的另一侧爬下去。没想到他还是察觉了我的逃跑，不假思索地追上我，抓住我的手。

“你干什么？放开我。”“糯米糕…”“不都被蚂蚁吃掉了吗？”“那我带你再去向老师要一块。”“早就被分完了吧！”“那好吧…”

他终于松开了手，慢吞吞地、有点不舍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膜包住的、已经有些压扁了糯米糕。他把它掰成两半。

“这是我那份，分你一半。”他说。委屈且不舍地把一半塞到我手里。

我没了辙，冷着一张脸收下了它，立刻要走。男孩却像狗皮膏药般跟在我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话，怎么赶也赶不走。

“白锦，白锦——”他开心地嚷嚷：“我知道你的名字。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吧？我叫余淮——需不需要我写给你看？…白锦，白锦——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啦！”

“谁跟你是朋友啊！”

“孙老师说，不是亲人，但又在一群小朋友中，和他最亲近，那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你都不理他们，但是你吃了我送你的糯米糕，那我不就跟你最亲近嘛！”

我被他的理论惹得哭笑不得，回头便赶他走，让他不许跟着我。可他不听，就一直跟着我。吵着要和我去玩沙包，去捉迷藏，去看图书…从下午跟到晚上，从今天跟到明天，从夏天跟到秋天…在一个他被老师提问而我给他打手势的合作之后，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即使后来我在机缘巧合间知道，余淮主动来找我玩不过是老师的嘱咐，我仍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心理鼓动他一直坚持死皮赖脸地跟在我身边，直到我同样向他表示好意。也许是我们有些同病相怜——余淮的父母皆是殉公警察——在节假日，CASP的孩子们被父母接走时，我们能相依相伴，排解孤独。

后来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会在用餐时坐在一起聊天，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一起爬树逗野猫，一起做小组任务。在我帮余淮作弊之后被老师抓去站墙角。老师抱怨着当初不该叫余淮去找我，这样带坏了我。我知道这是假抱怨，因为老师们仍在把我们分在一组做任务；同龄孩子们进入青春期后，老师们严厉打击早恋风气，却默契地不管我们的形影不离。

孩子群里有很多非议，但我懒得搭理，余淮更是好似聋了一般，把男孩子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