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效果，被赶走的土司及其武装力量仍然不断地煽动土着居民发动叛乱，导致局势反复无常。

叛乱的苗民占领了已经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等地，并包围了都匀府的丹江、凯里等地。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雍正帝不得不调动广东和四川的军队，配合鄂尔泰镇压叛军，并派遣了“抚苗大臣”张照从京城赶来协助“会剿”。然而，张照在前线的表现并不理想，他不仅未能有效平息叛乱，反而向雍正帝秘密报告，指责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策略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未能安抚民心，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内部冲突。

面对张照的批评，鄂尔泰并未动摇，他在上疏中坦承自己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足，但坚决不认为“改土归流”的基本方针是错误的。鄂尔泰坚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和发展。最终，在罢免了张照之后，雍正帝重新任命张广泗负责镇压叛乱，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终于使苗疆地区的流官制度得以确立，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五、安定湖川

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工作取得显着进展的同时，鄂尔泰的目光也转向了两湖（湖南、湖北）地区。与云贵不同的是，两湖地区的土司与汉族居民混居，土司们对流官制度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接触，因此“改土归流”的推进相对顺利。许多土司看到大势所趋，主动要求归附中央政府，接受流官制度。

然而，也有一些土司选择了抵抗。例如，湖北容美的土司田如就拒绝改流，这迫使雍正帝下令鄂尔泰采取军事行动。鄂尔泰派遣军队进剿，田如在内外交困之下，失去了支持，最终自缢身亡。田如的死亡不仅标志着其势力的终结，也促使容美地区顺利过渡到流官治理的新体制下。

与此同时，在四川的宁远、峨边、马边、雷波等地，土司制度同样给当地的彝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些地区山峦连绵，彝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劳作，但由于土司的压迫，他们的生活极其悲惨。四川的军政长官在面对彝民区的“改土归流”时表现出畏难情绪，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然而，随着云贵地区“改土归流”的成功案例逐渐显现，四川的官员们受到了鼓舞，开始效仿云贵的经验，派兵进入彝区，逐步在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实施了“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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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泰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不仅在关键时刻上书，提出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还亲自制定了具体的 改 流 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鄂尔泰深知，这项改革不仅需要军事上的强力推进，还需要细致的政策设计和周密的社会动员。他倡导的“改土归流”不仅仅是一次行政制度的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打破了原有的封建割据状态，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六、晚年

雍正六年（1727年），鄂尔泰的官职再度提升，他被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统管这三个省份的事务。这一任命不仅体现了雍正帝对鄂尔泰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在“改土归流”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次年，鄂尔泰又获得了少保的加衔，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被召回京城，担任保和殿大学士，成为内阁的首席辅政大臣。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表明他在朝中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同年，由于他在“改土归流”方面的卓越贡献，鄂尔泰被晋封为伯爵，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荣誉的一种表彰。

同年，由于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面临军事挑战，鄂尔泰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三边经略，前往陕甘前线督师。尽管他在前线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经验和威望对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鄂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