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是一种预备性质的职务，意味着和珅距离成为真正的御前大臣仅一步之遥。通过这种方式，和珅得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乾隆帝，了解皇帝的心意，从而更好地执行皇上的命令。

三、连遇贿案

和珅在担任侍郎期间，很快就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考验。一名叫做安明的笔帖式（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或助理）希望得到晋升，并为此向和珅送礼。最初，和珅保持着清廉的作风，拒绝接受任何贿赂，并承诺会帮助安明向上级推荐。和珅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尚书丰升额推荐了安明，后者顺利升任为司务。

安明为了感谢和珅的帮助，送给他一颗玉作为酬谢，但和珅再次拒绝接受。然而，就在安明刚刚升职不久，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信中提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按照清朝的规定，他应当回家守孝三年。考虑到刚刚获得的职位，安明不愿意放弃眼前的机会去守孝，因此选择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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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此事被尚书丰升额发现，并联合权臣永贵一起弹劾和珅，指责他包庇安明。然而，和珅事先得到了永贵之子伊江阿的通风报信，因此提前准备了应对措施。他草拟了两份奏折，一份呈递给军机处，另一份则留在手中。当永贵在朝堂上提出弹劾时，和珅立即拿出准备好的奏折，主动承认自己对安明的行为失察，并请求处罚。

乾隆帝在听取双方陈述后，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军机处呈交的和珅关于安明的弹劾奏折，这表明和珅并没有蓄意包庇安明。因此，乾隆帝决定将安明处以极刑，并籍没其全家财产，而和珅则因为失察被降两级留用。这一事件虽然让和珅逃过了更大的责罚，但也使他与权臣永贵之间产生了裂痕。

到了1780年，云南按察使海宁揭发了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的案件。乾隆帝随即下令，由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及钱沣前往云南调查此案。最初，调查工作进展缓慢，直到和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拘捕并审问了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在严刑逼供之下，赵一恒最终供认了李侍尧的种种不当行为。和珅随即召集了云南当地的主要官员，公开了赵一恒的供词，使得原本支持李侍尧的官员们纷纷转变立场，加入到指控李侍尧的行列。

通过这些手段，和珅成功地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迫使李侍尧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此案的审结不仅确立了和珅在处理复杂案件方面的声誉，还使他获得了进一步的晋升，被提升为户部尚书，并在议政大臣处行走。不久之后，和珅又升任为御前大臣，并补镶蓝旗满洲都统。

四、利欲熏心

和珅，这位清朝乾隆年间的权臣，其仕途生涯充满了复杂与争议。在李侍尧案的处理中，和珅不仅展现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还趁机私吞了巨额财产，加之乾隆帝的赏识与厚赐，使他初尝权力与财富的巅峰滋味。随着地位的稳固，和珅的野心日益膨胀，他逐渐从清廉自守转向了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道路。

长子丰绅殷德与皇家联姻，更是为和珅家族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与便利，百官争相攀附，进一步助长了和珅的嚣张气焰。面对朝中的非议与排挤，特别是安明案后的连续弹劾，和珅心中种下了对文官的仇恨，这成为他日后残酷打压文人派的重要原因。

就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后，和珅利用职权大兴文字狱，对敢于批评或反对他的文人进行残酷打压，甚至不惜捏造罪名，将他们投入牢狱，甚至处死。同时，和珅还深入科举制度，通过控制考试流程，收取贿赂，形成了“价高者得”的恶劣风气，严重破坏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士子们为了求得功名，不得不向和珅行贿，导致乾隆末年的科举制度几乎被和珅一人所操控，士子之中流传着“几出和门”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