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877年初，正值清军在新疆地区进行收复失地的战役。当时，英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干预这一局势，企图挽救阿古柏政权。回国述职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为此事与郭嵩焘进行了交涉，提出了三项照会章程。郭嵩焘在不清楚具体战况的情况下，曾建议清廷利用这次谈判机会制定合理的协议来确保边疆安全。但当得知英方有意派遣“驻喀什噶尔使臣”时，郭嵩焘立即表示强烈反对，指出喀什噶尔属于中国领土，而阿古柏政权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当地百姓的利益。他认为，在中国正努力恢复主权之际，英方的行为无异于支持分裂势力，因此要求英方收回相关决定。最终，由于阿古柏突然去世，派驻使臣之事未能实现。随后，郭嵩焘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建议清廷授权左宗棠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以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同年年底，清军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同年八月，为了保护海外华侨权益，郭嵩焘上奏朝廷建议在华侨聚居的城市设立领事馆。这一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并很快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建立了领事机构，从而有效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此外，郭嵩焘还参观了位于伦敦郊区的一家电力工厂，在那里首次接触到了电话这项新发明。他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自己与助手之间通过电话进行通话的经历，表达了对这种新兴通讯技术的好奇与赞叹。

在英期间，郭嵩焘深刻感受到毒品泛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鸦片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为此，他两次上书请求加强禁烟力度，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同时，鉴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郭嵩焘还建议总理衙门编纂一套《通商则例》，以便各省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章可循。虽然最终并未正式出版《通商则例》，但大量西方法律规章被翻译成中文供参考使用。

除了上述活动外，郭嵩焘还参与处理了诸多具体外交事务，并接待了中国首批海军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着名思想家的严复等人。郭嵩焘以其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驻在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在卸任返回中国时，英法两国都对他表示了不舍之情。

五、黯然归国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嵩焘在英国担任驻英公使期间，与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刘锡鸿是一位守旧顽固的官员，他对郭嵩焘的行为极为不满，并暗中对其进行诋毁。刘锡鸿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一是在参观甲敦炮台时穿了洋人的衣服；二是在见到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致敬；三是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多次取阅音乐单。这些行为在刘锡鸿看来是违背传统礼节的表现，但在国际礼仪上却是恰当且符合外交惯例的。

继续阅读

刘锡鸿不仅私下里对郭嵩焘进行攻击，还在使馆内公开表示：“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他还秘密向朝廷密劾郭嵩焘，列举了所谓的“十款”罪责，试图通过罗织罪名来彻底摧毁郭嵩焘的政治生涯。与此同时，国内的顽固派也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这种指控无疑是给郭嵩焘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非议，郭嵩焘感到十分沮丧。尽管他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甚至被称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但这些正面评价并未能改变他在国内的形象。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决定黯然回国，以称病为由回籍休养。

归国后的郭嵩焘遭遇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当他乘船抵达长沙时，湘阴地区爆发了强烈的守旧排外情绪，形势非常紧张。就连使用小火轮拖带木船进入省城这样的小事也受到了长沙、善化两县官员的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