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五月四日（6月22日），荣禄的大学士殿阁定为文渊阁，次日（6月23日）正式担任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这一系列任命使得荣禄在中央和地方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为他在政变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关于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具体角色，传统观点认为他是通过袁世凯的告密而得知了维新派的计划，并迅速采取行动，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然而，现代史学研究指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向荣禄告密的关键人物很可能是杨崇伊，而不是袁世凯。杨崇伊当时意图投靠荣禄，以此获取更高的地位。

在政变前夕，荣禄的确回到了京城，并与京城中的满洲权贵如庆王奕匡等人策划了此次行动。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大权，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如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决，而支持改革的光绪帝则被软禁。

荣禄本人对戊戌政变的看法可以从他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窥见一斑。他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增强军事实力和财政状况，从而实现国家的自强。然而，他也意识到改变旧有的制度和习俗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他看来，新政如同给虚弱的身体注射猛药，虽然意图良好，但却可能加剧病情。

六、节制北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在清廷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政变后不久，荣禄便被授予军机大臣之职，并继续节制北洋各军。同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1日），慈禧太后任命荣禄为练兵钦差大臣，赋予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等所部及北洋各军的权力。这表明荣禄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日（6月27日），荣禄成功组建了武卫军，这支军队成为了清朝后期重要的军事力量。随后，他还组织了武卫先锋军和其他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军事上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荣禄对于光绪帝的废立问题，从最初的犹豫转变为坚定的反对态度。这反映了荣禄在政局变动中的复杂立场。

同年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协办大学士刚毅从广东返回京城，并开始联合其他势力向荣禄施压。刚毅指责荣禄信任的苏元春，并试图通过批评荣禄涉嫌贪腐来削弱其影响力。此外，刚毅还推动了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追责，导致慈禧罢免了廖寿恒的军机大臣职位，取而代之的是赵舒翘。这一系列举动动摇了荣禄所维持的政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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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刚毅等人还试图废除京师大学堂，但遭到了荣禄的坚决反对。荣禄不仅维护了京师大学堂的存在，还提议增设武备学堂，并得到了批准，显示出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积极态度。

到了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1900年1月7日），荣禄支持李鸿章离京前往两广总督任上，以避免卷入更为复杂的宫廷斗争。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还是宣布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即所谓的“大阿哥”，以应对废黜光绪帝的压力。

七、庚子之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迅速蔓延，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庚子之难，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荣禄扮演了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角色。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加剧，荣禄多次请求朝廷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并提出保护各国使馆的建议。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荣禄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明攻暗保”的策略。在围攻使馆的过程中，荣禄表面上参与了对使馆的攻击，但实际上却向使馆输送食品，并帮助使馆与外界保持通讯联系。这一策略反映了荣禄在危机时刻的审慎态度，以及他试图在不同势力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