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德珠这几怀里都揣着纪良的那个本子。

刚下了班，他坐上了公交车。

他想，无论如何也要挽救纪良，本子带在身上，哪去纪良单位的宿舍，跟他聊聊。

薛德珠坐的这趟公交，没有几个人，也许是自己倒班的缘故，不是正常上下班的时间。

随便找了个不靠边的坐位，坐了下去，两眼望向窗外。

他的脑海里浮现了那些年纪良经常记录的这些，还因为这个，被单位的领导追查过。

“同志，您这里有人坐吗？”

“同志！”

一个妇女的声音，薛德珠没有听到，真到她的声音放大了许多，引的周围人都看过来，他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

“没有人，没人。对不住啊。”

薛德珠忙往里挪了挪，坐稳当后，看了一眼旁边的女人。

女人身上的那条红围巾，吓了他一跳。

那是一条和当年杨桃死前戴的一模一样。

记得，那条红围巾被纪良拿回了宿舍里，整齐的叠放在桌上好多。

每次看到那条红围巾，薛德珠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如今，邻桌这位妇女的围巾，又让他的心咯噔一下。

杨桃跌在地上，四周都是酱紫色和鲜红色血迹的混合，突然就象波涛一样的向薛德珠涌来

他猛然站了起来，下意识的高喊了一声

“停车！”

公交车当然没有为他一个人停下来。

当薛德珠跌跌撞撞的，在下一个公交站点下了车，又踉踉跄跄朝纪良单位的宿舍方向去坐公交车时，车上的人还在议论他

“有病吧？这人！”

薛德珠再一次坐上公交，心情平静多了。

他想，这次见纪良，一定要问个清楚，问问他多年来，为什么总暗暗的记录着这些叛逃祖国的人。

如果他纪良有这样的心思，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他一直是纪良记录这种事情的见证人。

如果过去，薛德珠是那么怕纪良真的有这样的心思。

更那么的怕纪良成了这样的人。

在那次的追查中，薛德珠甚至在心里暗自准备为纪良把事情担下来。

哪怕自己代替纪良被关押或是被处分，他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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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有那样，纪良才能回头是案的话，他薛德珠也值了。

后来，纪良远走后疆，离开了机场。

薛德珠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

因为纪良离开了机场，就远离了飞机，更不可能有一丝叛逃的机会了。

薛德珠想到这里，长嘘出了一口气。

公交车窗外，路边广播里放的新闻声音，也入了薛德珠的耳朵。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开、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这一年是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改革开放正确道路的第一年。

路边，不断传来听新闻的人们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

薛德珠也被窗外的这些情绪感染了，心情也开朗了起来。

到站了，他大踏步的往纪良的宿舍走去。

纪良如今是北京的一名研究生，放寒假的时候，他原打算不回来了，在学校要补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