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事好生解释一番！”

面对皇帝的决定，刘曜眼珠子转悠几许，慢慢地亮了，待看见躺椅上刘文济那张平静如水的面庞，心下也逐渐安定了。

对于康居灭于阗之事，朝廷肯定是不满的，这也是抛给了朝廷一个大难题，处置是必须要处置，而难就难在一个“度”的问题。

处置轻了，无以倡大义、正宗法、明态度，更无法对内外藩国形成震慑，朝廷对于藩国的态度，的确是越来越放宽限制，但不意味着放纵放任。

底线问题、原则问题，是不能随意突破的，这是世祖、太宗皇帝定下的东西，谁也不能擅加破坏。而刘文济想要进行的宗藩体系改革，本质上仍旧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梳理完善，就是对底线与原则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规定。

平心而论，康居王刘晔的做法，就是打破政治原则的事情，任何一个强势的中央帝国，都不会轻易放过。于阗虽非刘姓封国，但它的藩属地位，是世祖时期就定下了的，刘晔灭之，其性质已然注定，影响也必定恶劣。

换个角度来说，你康居为了扩张势力，能以强凌弱，灭了同属藩臣的于阗，那么有朝一日，更加强大的安西，也动了心思，调头灭了你康居，届时是不是轮到你康居来向朝廷告状诉苦？

倘若其他海内外封国都有样学样，那整个帝国藩属体系，岂不乱套？一个于阗国的灭亡，的确不算什么，但放到帝国好不容易成型的“新宗藩体系”中，就很可能是溃千里长堤的那处蚁穴。

再往深处想想，康居今日能灭封国，那来日，又是否会造中央帝国的反，入侵高昌道？不要说这样的可能性有多低，但刘晔灭于阗的做法，也实实在在地让中央帝国君臣们去思考这种可能性。

因此，于阗之事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其灭亡本身要严重得多。对帝国中枢而言，这是意见性质严重的政治事件，也必须郑重对待，严肃处理。

但另一方面，真处置重了，又同样不合适。虽然路远，但朝廷绝对不缺乏手段，军事制裁远远没到那个地步，而不管是政治惩戒还是经济制裁，也都得考虑对其他封国的影响。

安西三国虽然已经分道扬镳十多年了，但在面对中央帝国的时候，只怕还是穿同一条裤子。何况，康居国毕竟是姓刘的，打断骨头连着筋，为一外姓，即便“宗法”的调子唱得再高，只要“过分”了，就将影响皇室血脉之间的关系，破坏宗王与帝国中枢之间的信任。

这实在是一件内背景负责的麻烦事，也很难真正掰扯清楚，而如何能够既起到朝廷想要的震慑效果，又能把影响控制在宗藩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这就十分考验政治智慧与手腕了。事实上，于阗事件的结果如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点在得出结果过程中的各项博弈。

而皇帝召康王刘晔进京自述的决定，则让刘曜联想到了很多，首先便是当年前吏部尚书、宰相刘继昌倒台前，被群起举报弹劾，当时皇帝就曾开廷议，让其“自证”。

但结果呢，刘继昌跨台了，远走安东。而想到安东，对“刘继昌事件”所知不甚清楚的刘曜，不由惊疑，莫非那背后还与安东国内有关系？

召康王进京怕只是第一步，而接下来，皇帝有何打算，刘曜在思虑之时，心中也越发好奇了。甚至于，忍不住向刘文济道：“恕臣斗胆，若康王听诏进京，陛下将如何打算？”

刘文济瞥了刘曜一眼，淡淡道：“解释得好，从轻发落，解释不好，那就换个康居王！”

此言落，刘旸心下凛然，按捺住心头的惊愕，刘曜抱拳行了个礼，不敢贸然接这话。

手指在腿上轻敲了几下，刘文济又说道：“于阗国的那些流亡主臣，当如何安排善后，你可有打算？”

对此，刘曜疑问道：“于阗之事，尚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