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立太子，早定国本，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

紧随柴熙让之后，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这还是明请的，还有诸多旁敲侧击、拐弯抹角，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类似的奏疏，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

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就很难平复下去了。随着“册立太子”的呼声甚嚣尘上，遍及朝野，对储君的意见，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

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这是最核心的两派，还有一派，则是持“中立”态度，准确地讲，遵圣谕而行。但不论哪一派，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态度是一致的。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太子该当及早确立。

而刘继英、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大规模的政斗，影响之深远，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

双方从大方向上，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贵庶集团的角力。支持刘继英的，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同时，也不乏贵族支持，毕竟杨氏树大招风，难免引人嫉妒，另一方面，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

这也导致两者之间，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因此，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从建隆二十年，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各显神通，从鼓噪推戴，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一场大型的党争，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

朝廷的风气，为之一改，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甚至从中枢，传导至地方，最夸张时，连一边远州县官吏，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

这样的局面，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没人能想到，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因为，一切的本质，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

同诸权贵大臣一般，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也是从刘继英、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但最终选择谁，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每个人，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

刘继英，性沉稳，有志气，涵养足，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虽然少锻炼，但毕竟还年轻，极具培养价值，未来可期，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睢阳派”吧，那等声势，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

即便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但杨氏之盛，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帝王了，刘文济是怎么都无法忽视这些因素的。

刘文济毕竟也是个老皇帝了，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减弱，有些忧虑甚至能盖过理性......

刘维箴，太子死时，也有十九岁，年纪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性情上，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虽然一样孝顺恭敬，但其短智迟钝，一度让刘文济看得都着急。

但是，朝野上下，偏偏支持者众多，并且涵盖诸多阶层，各派势力，人声虽杂，但其意甚坚，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谏臣，更是打着“死谏”的名头，要维持帝国正统！

正统！这个词，刘文济为之努力争取了一辈子，没曾想，最终却在继嗣的问题上，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认可，说来也有那么几分可笑......

皇帝犹豫不决，传递出的模糊信号，自然给人钻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