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嫡之势既成，斗争起来便是无休无止。虽然刘文济在这个过程中，也以严厉手段进行弹压，但表面上控制得住，但潜流依旧，他也震慑不住那骚动的人心。

也就导致，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朝廷中枢的氛围十分紧张，为了禁止两派之间那种层出不穷、跌破下限的争斗，刘文济不得不以执政以来最酷烈的手段与作风去镇压，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贬谪，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忠臣孝子。

比如，在刘文济的大力提拔下，已经升任洛阳府尹的范仲淹，见太子之争，波及朝野，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对此痛心疾首，上表进谏。

言辞固然激切了几分，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诸相尸位素餐，坐视斗争，不为君王社稷尽心参谋之言。范仲淹的奏章，不只引起了刘文济的厌烦，还惹恼了那一干宰相。

尚书令陈尧佐，财政使吕夷简，先后上奏，弹劾范仲淹，说他不敬宰相、妄议朝政。罪名虽然很弱，但刘文济恼怒之下，于建隆二十一年春，将范仲淹贬到陇右道当布政副使了。

由此，开启了范仲淹在陇右长达七年仕途生涯，在那七年间，范仲淹也没有片刻放松，时刻关心朝局，忧怀君王。并且，在陇右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大汉在青唐地区的统治，将帝国统治影响向高原深处辐射；二则推动陇右道治西迁兰州，一直以来，陇右道治都在凤翔府，从地理上来讲，偏重于东方，尤其在对青唐地区开拓益深的情况下。

也是从范仲淹遭贬开始，朝廷重臣，一一遭到刘文济的整顿，柴熙让被贬到高昌道任主官，吕夷简外放辽东，到建隆二十二年，尚书令陈尧佐罢相。

到这个时候，朝堂之上虽然在刘文济的镇压下平静了下来，但关于太子的争斗却在帝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刘文济既然恼怒，又无奈。

面对众多纷争，刘文济是日益疲敝，也清楚地知道，太子之事，是不能再拖了，他必须得做决定了，否则祸患或许就将起于忽微了。

在历朝历代的诸多权力争斗中，在那些漫长的角力之下，最终比拼的实则并不是有多优秀，而是比少犯错。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这条规则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