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181]

随着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已普遍出现了供商人贮存和批发货物的邸店，以及承办商人货款的柜坊。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此外，唐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信用券，称为“便换”，亦称“飞钱”。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后就可以持券取款。飞钱的出现对于远途到京师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贸易上的便利。这些都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137]由于域外通商的发达，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名城。 [211]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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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加，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十分繁荣，城市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城市数量增加，分布广泛，尤其是南方城市发展很快。西域、东北地区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次，城市人口总量有较大的增加。有研究者认为，隋唐时期城市人口总数达到了中国农业时代的一个高峰，“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城市，甚至还有人口达百万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数量也有增多。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长安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为重要。东都洛阳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 [196]。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全城布局整齐，道路宽阔，树木成荫。城中有东西两市，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们还通过长安把百货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 [137]。唐代后期，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 [220]。

唐代交通的发达，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于行政、军事的需要，驿传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时每30里置1驿，全国共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的驿86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国大多数地区。以陆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陕西凤翔），东到宋州、汴州，有宽阔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应商旅食宿，并出租车驴，供给商旅乘骑和运输。再由此出行、南往荆襄、北达太原，东北至范阳，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凉，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远路，不必自备行李食粮，也不用担心盗匪打劫。至于由官府设置的水陆驿馆，全国计有一千六百余所，驿馆宽大明敞，配备有驿丁，免费供应酒食住宿、还提供马匹、船只，供官吏乘坐和传递政府的文书之用。 [137]水路上洪舸巨舰，千舟万艘，交贸往还，十分繁忙。 [211]

此外，水运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沿运河交通点的许多地方发展成为繁盛的集镇，其中地处运河与长江会合点上的扬州是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最为繁盛，是南北百货荟聚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集散地。东与日本、朝鲜，南与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进行着大宗的贸易。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 [220]。南方的广州，更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都会，每年经常有许多外国商船来此。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出口船只，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司，商船进口，要征收停泊税和收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