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四史”中有八种为唐人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则为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所编着。这些史书虽还保存浓厚的世族家谱的形式，但对于3、4世纪之交到7世纪初约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复杂混乱的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后代研究这一段历史有了基本的线索 [180]。唐朝史官还负责修撰当代史的“国史”，曾先后递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肃宗一百四十余年的“国史”一百余卷。这种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各朝所效法。 [198]

杜佑《通典》

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着作《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作了全面总结。他在书中强调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张据实“直书”，反对“掩恶”和“虚美”。书中讨论了各种体裁史书的得失，以及编写史书的方法。另外，他还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这些卓见对后世史学有很大影响。唐代后期的宰相杜佑则着有《通典》200卷，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开创了政书体通史的新体裁。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从制度上总结历史中的治乱经验，以消除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弊端。杜佑认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将《食货》作为《通典》首篇，这是很有见地的。在《通典》影响下，后世出现了《通志》《文献通考》等政书体通史系列着作。 [198]

宗教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立”过渡至“三教合一”的时期。 [230]

道教

中国的道教奉李耳为教主，唐朝皇室亦为李姓，故从唐初起统治者就规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为突出，在他执政时道教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全国道观总计1687所。当时道教有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灵宝派等，各有不少经戒符篆传世。这些派别在相互融合中推进了道教教义学说和仪轨制度的建立 [84]。当时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吴筠及张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黄白术”，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丧生，练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骗术败露而遭贬逐。有的道士讲求符策、辟谷、导引之术，并以此受到统治者的宠遇。 [231]

佛教

西行的玄奘法师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唐太宗时，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并译成汉文。由于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接触，所以佛教和佛学在中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84] [180]

佛教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的经济实力而言，实际上都超过了道教。在武周时期佛教倍受宠遇，甚至一度凌驾于道教之上。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经济恶性膨胀，触动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发动了“会昌灭佛”运动。经过这次打击，佛教与寺院经济暂时有所削弱。 [231]

其他宗教

此外，袄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信仰给以后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极大影响。 [180]

乐舞

莫高窟220窟中的胡旋舞壁画 [126]

唐代舞蹈承袭隋朝，继承和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