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的过程，是明朝末年政治动荡的典型反映。随着明神宗在位后期对政务的疏忽，朝堂上逐渐形成了门户之争，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东林党人通过激烈的言论批评朝政，而魏忠贤的势力则逐渐在幕后形成，图谋排挤东林党，以巩固自身地位。

起初，魏忠贤的野心遭到了叶向高、韩火广等辅政大臣以及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高官的阻挠。这些人秉持清议，维护朝纲，使得魏忠贤未能立即实现其野心。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魏忠贤及其党羽通过一系列的策略，逐渐削弱了东林党的影响力。

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的侄子被封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显示了其家族势力的扩张。当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指出魏忠贤与沈翭的不当交往时，他们被贬职，这标志着魏忠贤开始对批评者采取报复行动。随后，周宗建、文震孟、满朝荐等人也因指责魏忠贤而遭到罢免，表明魏忠贤的势力已能左右皇帝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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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的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成功引荐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朝中的根基。通过郭巩的攻击，魏忠贤打击了周宗建、刘一燝、邹元标等东林党人，尽管周宗建与方大任进行了反击，但未能阻止魏忠贤的势力扩张。

魏忠贤不仅在外朝操控政局，还在内宫实施恐怖统治。他假传圣旨，将朱常洛的选侍赵氏赐死，谋害了怀孕的裕妃张氏和成妃李氏，甚至导致皇后张氏流产，严重干扰了皇室的血脉传承。此外，魏忠贤还对宫嫔和太监进行了清洗，巩固了其在宫内的绝对权威。

同年冬季，魏忠贤兼领东厂事务，标志着他权力的顶峰。东厂作为明朝最着名的特务机构，掌握着监视和镇压异己的权力，魏忠贤的控制意味着他几乎可以无所顾忌地清除所有反对力量，实现了对朝政的全面掌控。

四、东林党争

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党争。给事中傅木魁勾结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诬陷中书汪文言，并波及左光斗、魏大中，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暴。汪文言被捕入狱，镇抚司的刘乔在叶向高的指导下试图保护汪文言，但遭到了魏忠贤的报复，被撤职并由其亲信许显纯取代。

随着魏忠贤势力的膨胀，他开始对朝中异见者进行打压。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御史刘廷佐等人相继进谏，均遭到魏忠贤的报复。副都御史杨涟的弹劾奏疏，列出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一度令魏忠贤感到恐慌，但最终在客氏与王体乾等人的支持下，魏忠贤稳住了局面，朱由校反而斥责了杨涟，显示出皇帝对魏忠贤的偏袒。

杨涟的失败激发了更多朝臣的抗议，魏大中、陈良训、许誉卿、朱国弼、陈道亨、岳元声等七十余人接连上书，揭露魏忠贤的不法行为。叶向高与翁正春请求遣返魏忠贤，以平息舆论，但未获朱由校批准。

魏忠贤利用此机，开始了对东林党人的全面清洗。他借助顾秉谦、王体乾等人的协助，列出黑名单，将数十名正直官员如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逐出朝廷，甚至驱逐了辅政大臣韩火广和李邦华，正直之士如同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

随后，魏忠贤利用权力，安排亲信如朱童蒙、郭允厚、吕鹏云、孙杰、霍维华、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等担任要职，同时召回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其党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中的势力。

其中，崔呈秀编纂了《天鉴录》和《同志录》，王绍徽编撰了《点将录》，将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东林党人列为首要目标，网罗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人，指控他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