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活着的政敌，连已故之人也不放过，如韩火广、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即便已离世，其家属仍被追究责任，财产被没收。

魏忠贤的权力网覆盖朝野，阉官中有王体乾、李朝庆、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作为左右拥护，而外廷文臣中，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被称为“五虎”，武臣中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被称为“五彪”，再加上“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众多党羽，从内阁到地方督抚，无一不在其控制之下。

魏忠贤对张皇后及其家族的忌恨，亦体现了其权力的无所不用其极。他诬告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纵奴犯法，企图动摇皇后地位，虽因王体乾的劝阻而暂时罢手，但仍展示了其对皇室权威的蔑视。

天启六年（1626年）冬，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被封为上公，加恩三等。其侄魏良卿晋封肃宁公，享受魏国公待遇，庇荫多人。魏忠贤的党羽遍及要塞，如蓟、辽、山西宣府、大同等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每年向其献上名马珍玩，表明魏忠贤不仅掌握了政治大权，还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袁可立作为非阉党非东林的官员，本无意卷入党争，但在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因不愿迎合阉党，最终被迫致仕。袁可立的遭遇，不仅是个人悲剧，也反映了魏忠贤时期朝中异己者的普遍命运。袁可立的离去，使得阉党更加肆无忌惮，掌握了更大的军政权力，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

七、海内献媚

天启七年（1627年），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了巅峰，他派遣亲信崔文升总督漕运，李明道总督河道，胡良辅镇守天津，以巩固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掌控。崔文升曾因侍奉光宗用药之事被东林党人攻击，此时却成为魏忠贤的左膀右臂，这表明了魏忠贤对异己的收编策略。

海内各地官员争相献媚，督抚大臣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祠堂，颂扬其功德，形成了一股狂热的崇拜风潮。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武夫、商贾乃至市井小民，都参与其中。祠堂建造奢华，侵占民田，砍伐墓地树木，百姓敢怒不敢言，而监生陆万龄更提出了将魏忠贤配享孔子的荒诞提议。

魏忠贤的权力不仅体现在朝堂之上，他对异见者的严酷镇压也令人胆寒。如蓟州道胡士容未及时准备建祠文书，遵化道耿如杞入祠未拜，均被处以死刑。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天下风气剧变，所有奏章不论大小，皆充斥对魏忠贤的颂扬之词。就连宗室、功勋、外戚以及朝中大臣，如楚王朱华、中书朱慎鉴、丰城侯李永祚等人，也纷纷撰文谄媚，不顾廉耻。

魏忠贤的影响力甚至渗透到了圣旨的草拟中，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起草诏书时，也尊称魏忠贤为“厂臣”，并将其名字与皇帝并列。山东产麒麟的祥瑞也被解读为魏忠贤修德所致，朱由校前后多次赐予魏忠贤嘉奖，其诰命仿照古代九锡文，显示了其超乎寻常的地位。

这一年，魏忠贤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庇荫多名锦衣卫指挥使，其家族成员及姻亲皆被授予高官厚禄。特别是袁崇焕宁远大捷之际，魏忠贤更是借机封赏族孙魏鹏翼为安平伯，侄子良栋为东安侯，加封良卿为太师，鹏翼为少师，良栋为太子太保。然而，对于真正的战功，如袁崇焕的，却被故意忽视。此时，魏忠贤家族成员多为幼童，却已位极人臣，引发了外界关于魏忠贤篡权的猜测。

朱由校本人喜好木工技艺，每当专注于工作时，魏忠贤等人便趁机奏事，朱由校对此感到厌烦，常以“你们好自为之”的态度应对，给了魏忠贤任意妄为的空间。魏忠贤出行时，排场极大，随从众多，其威风凛凛的仪仗队令百官拜伏，甚至有人称其为“九千岁”或“九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