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庶吉士，即新科进士中的佼佼者，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指导。到了闰六月，阿克敦再次调任，这次是担任吏部左侍郎，负责协助管理官员的选拔与考核工作。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负责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乾隆六年（1741）四月，阿克敦被委以协办步军统领刑名事务的重任，这意味着他在军事和司法领域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一职务要求他对步军统领府的刑罚案件进行审查和监督，确保法律的正确执行。

乾隆七年（1742），阿克敦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月，他被临时任命为正白旗汉军都统，负责指挥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到了乾隆八年（1743）六月，他又被正式授予镶蓝旗满洲都统的职位，这标志着他在军事指挥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

乾隆十年（1745），阿克敦再次获得提升。三月，他被任命为会试正考官，这一职务要求他主持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部分，确保选拔人才的质量。五月，他又被任命为《五朝国史》的副总裁，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编纂记录清朝前五个朝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到了六月，他被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继续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乾隆十一年（1746），阿克敦的官职再次晋升。闰三月，他被提拔为左都御史兼议政处行走，这意味着他不仅在监察系统中有更高的地位，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刑部尚书，这是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在司法领域的最高职位。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八月，阿克敦被任命为顺天乡试的正考官，负责主持北京地区的乡试，这一职务对于选拔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五、册文风波

乾隆十三年（1748），阿克敦的职业生涯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这一年，他先是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但不久之后就被解除这一职务，转而授予傅恒。这一变动可能让阿克敦感到意外和失落，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同年四月，翰林院向乾隆帝呈递了一份孝贤皇后的册文。这份册文中，将“皇妣”一词翻译成了“先太后”。这一翻译错误引起了乾隆帝的极大不满，因为按照清朝的礼仪制度，“皇妣”是指已故的皇后，而“先太后”则是用来称呼先帝的母亲。这种错误被视为严重的礼仪失误，可能会导致皇室尊严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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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对此非常愤怒，立即召见阿克敦询问此事。然而，在回答乾隆帝的问题时，阿克敦未等皇帝下达退下的指令就离开了，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极其不敬的行为。乾隆帝认为阿克敦是因为被解除协办大学士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因此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乾隆帝对此大怒，下令将阿克敦罢官，并交由刑部处理，按照“大不敬”的罪名判处斩监候。

然而，乾隆帝并没有就此结束对阿克敦的处罚。到了六月，虽然阿克敦已经被罢官，但乾隆帝仍命其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行走，并署任工部侍郎。这一安排实际上是给了阿克敦一个改正的机会，同时也显示了乾隆帝对他过去贡献的认可。

到了七月，阿克敦的官职再次得到了恢复，他被提升为署任刑部尚书，并继续担任经筵讲官，同时负责协办步军统领衙门的刑名事务。此外，他还被授予镶白旗汉军都统的职务。九月，阿克敦又被任命为会典馆总裁，并担任《清汉篆文》的副总裁，负责编纂这部重要的文字学着作。

到了十月，阿克敦的职位再次发生变化。他被任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并继续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到了十二月，乾隆帝终于恢复了阿克敦的协办大学士职位，并任命他为国史馆总裁

六、屡获重用

乾隆十四年（1